也谈稽康的性格

　　也谈稽康的性格

　　世人多尊崇稽康，一是因为稽康的才具，二是在当时黑暗的社会状况下，稽康不与司马氏合作表现出的气节。应当说魏晋之际惨烈的朝廷党争是稽康致死的真正原因。然而稽康之死不能说不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曾国藩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里写道：“第宜束身圭壁，法王羲之陶渊明之襟韵潇洒则可，法稽阮之放荡名教则不可耳”便是稽康性格上存在弱点的注解。

　　魏晋之间时代多变故，文人多不得善终，当我们震惊于魏晋之际的党争之阴暗和龌龊，先有建安诸子，后有竹林七贤，就不难理解了。《晋史》对稽康的身世和行为记载太简略。但是我们从稽康的著作中，可以推断其思想和行为的特点。稽康和曹魏有姻亲关系，晋书嵇康传：“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当代有学者考证，稽康祖上与魏武帝曹操是同乡。正是这样的关系，使得稽康不仅采取了与司马氏不和作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对抗的态度，《晋书稽康传》里说;山涛将被司马氏的人举荐选官，推荐稽康代替自己，稽康写信与其绝交。那封信就是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在这封信里面稽康写到：“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极尽揶揄挖苦之能事。但是大家应该想到，稽康和山涛原本是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好友。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庚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玡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自己不愿做官也就罢了，因此事而致与多年好友绝交，可见其性情之刚烈与孤高，山巨源绝交的书信，是稽康与司马氏政权绝交的自白;也是一篇个人生活态度上与性格上的自觉独白，也是他在政治态度上的最明确具体的表白。分析其内容，要点有八：(一)性情疏懒，(二)不能守札法，(三)讨厌世俗的酬酢应对，(四)讨厌俗人，(五)不会办公事，(六)非汤武而薄周孔，为显世教所不容，(七)喜欢骂人，(八)恣意放纵性情，隐居养志。总而言之，他只是我行我素，不愿与司马氏以及司马氏手下的一班人物来往。嵇康自己曾说“惟此褊心，显明臧否”，又说“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孤高过甚往往失之于偏激，稽康就是这样一位有高才，奇才的慷慨任性的性情中人。他有兼济天下的才具，又不为世用(不是他不想当官，不然世人所谓“稽中散”怎么来的?只是稽康不想给司马氏做官罢了)，于是乎放浪形骸，自许标榜，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也是他的社会良知未泯，灵魂深处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想要充当社会脊梁从而影响世风的传统观念的体现。

　　我们也不要被《与山巨源绝交书》给骗了。嵇康和山涛，只见过一面，就“契若金兰”，成为惺惺相惜的莫逆之交。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也不过是李代桃僵，指桑骂槐，因为他不敢直接得罪钟会和司马昭。而山涛也不反驳，除器量大外，其实最了解嵇康的还是他。深知竹林之下，嵇康表面上纵酒放歌，谈玄论道，其实他的“正统思想”比谁都严重。嵇康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除了清楚自己一身毛病外，也如天下所有的父母，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他不希望自己孩子跟自己一样，而是希望孩子做一个向山涛那样顺应时势的人。清楚自己必死之后，儿子培养惟山涛莫属，于是才有临刑前，告诉自己孩子，今后山涛可以照顾他。而山涛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晋·戴逵《竹林七贤论》：嵇绍入洛，或谓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若野鹤之在鸡群”。这就是鹤立鸡群的典故出处，而这鹤立鸡群的，便是嵇康的儿子嵇绍。可惜嵇绍像他父亲一样，最终也死的不得其所。

　　嵇康性格虽然有些偏激，但是他淡泊处世，洒脱为人，不迎合权贵才是后人欣赏推崇他的原因。文士传写嵇康锻铁，特别生动。“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从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微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就锻者，康不受直。唯亲旧携鸡酒往，与共饮啖，清言而已。” 世说雅量第六，叙他临死从容的情形道：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文士传曰：“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风琴来不邪?’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也。” 太平引即为广陵散，稽康为时人和后人称颂赞赏，与其说这些行为举止体现出稽康的格调高迈，在我们这些世俗的人看来，这就是于世事不善变通，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钻死牛角尖。对于一般人来说，你没有社会影响、没有复杂的社会背景，这样做，也就罢了，兴许赶上朝廷高兴还会赏你几壶酒、几匹绢，以显示朝廷的礼贤下士。但是你是曹魏的姻亲，既有高才，又喜欢和朝廷对着干，又不善于机变应酬，还最爱干得罪权贵的事。《世说新语 简傲》“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样的人的最终结果，大家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我认为稽康的性格也是使他最终惨遭毒手的一个方面。对当代的我们来讲，历史不只是一连串书本上死的文字，细细的考校，大有可玩味处，我们在对稽康的才调与性格修养称赏的同时，估计剩下的不仅仅只有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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