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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将艰辛和无奈谱成牧歌
人生如寄，轻若浮萍。当人们为自己的浮躁和轻狂付出相应的代价，希望摆脱名利的诱惑，特别是平淡、宁静、自然成为人生的一种需要的时候。就会自然联想到陶渊明。因为他能对自己的命运处之泰然，不慕名利，安于贫贱，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安宁，将艰辛和无奈谱写成田园牧歌。他还凭借自己的诗文，以特有的朴素自然超越世俗的文风，开启了田园文学的风气之先。给继他之后的许多诗词作者以艺术创作和人生态度上的深刻影响;特别是那些失意的文人和落魄的学士，总能从他那里找到情感上的慰籍和心灵上的抚慰。翻看他的诗文和史传关于他的记述，不难发现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形成是有深刻的社会现实，个人经历和性格因素的。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晋成帝时(三二九年)，因击破苏峻祖约叛军，巩固了东晋政权。做过东晋朝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陶渊明虽然出身士族，但是在他的少年时代，家族的显赫已经成为历史。史载陶渊明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继母与妹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因为祖上出身庶族，加上陶渊明父亲的亡故，使得陶氏家族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已不再是士族的上层即所谓的“高门”了。东晋是乱世之末，当时杀夺的政治使得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情上表现紧张与颓废，躁竞与虚无的相反现象。士人竞学老庄，玄谈虚无，形式上老庄并重，实际是偏重庄子。而这些体现了最初的个人意识的觉醒。当时又是佛教风行、崇尚名士风度的时代，孟嘉是当时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可以说他的外祖父的影响对于他恬淡自然，任真自得的性格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他成年后，个性修养，行为作派都很有其外祖父的遗风。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晋史· 列传第六十四·隐逸》载“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才出任江州祭酒，不久便以“不堪吏职”为由辞职不干了。后来又迫于生计，“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 (《咏贫士》其七)又一度出门任职。当他在做彭泽令的时候，他因不想“束带”去见督邮，说了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然后又辞官归隐了。这一次是真正地归隐田园，再也没有出来做官。回到家乡，与夫人翟氏躬耕自资，维持生活。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固穷守节，老而益坚。直至刘宋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在家中辞世。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显赫的家族历史和受到的儒家思想教育，使得年轻的陶渊明也曾有过“大济苍生”的高远志向。他在诗中写道“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饮酒》其十)。然而他生错了时代，晋朝之所以被颠覆的原因，正在于用人不当。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父官位，定门第的高低，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结果自然是“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东晋朝是王谢庾桓四大族势力平衡下的产物。西晋士族贪污奢侈，政治败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风俗淫邪，是非颠倒。士人学的是老庄，谈的是虚无，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仕进以无耻苟得为才能，当官以照例署名为高尚。凡是放弃职事毫不用心的人，都享受盛名。谁要真心做事，就得遭受斥责，象灰尘那样被轻蔑。是非善恶都不在话下，群起而争的只是钱财。那些没有势力的士族，称为寒门或后门，即使有才能，也要被评为下品，永无富贵的希望。陶渊明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出仕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他最初的人生理想和出仕举动注定以悲剧收场。他的性格使他希望人与人之间和谐平等，没有阴险与狡诈。他的社会政治理想是他在《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中向往的那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独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馀乐，于何荣智慧!”(《桃花源诗》)人生的理想和个人的个性是随着个人境遇而变化的。他的五仕五隐，充分证明他的内心经历了一个对社会由渴望施展抱负，到对社会黑暗失望，再到绝望，直至厌弃的过程。“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驱车走，不见所问津。”将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以及无情的讽刺寓于含蓄蕴藉的诗文中。“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通过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社会黑暗的控诉和对社会公平公正的怀疑。五次出仕的经历接触到的残酷现实，让陶渊明感到“自以心为形役”。“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辞》无疑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怀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芸秄，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而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社会的污浊喧嚣，虚伪欺诈的厌弃和绝望，诗人沦落尘网，陷身官场，与世沉浮，受人羁绊的不自由，不自在被委婉曲折的表达。暗含的是一种心灵被扭曲，性情被压抑，失去精神自由的无可奈何的隐痛。好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所以陶渊明决定“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与社会诀别。 社会黑暗、世风日下、官吏腐败、道德沦丧与他的个人理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必然使他对人生、社会和自然重新认识，重新定位，为自己寻找摆脱个人精神痛苦的途径。为自己重新寻找和设定人生价值的支点。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亦多欣。”“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平安宁的天伦之乐，优美恬静的自然山水，纯朴自然的田园生活和体力劳动后的欢愉酣畅，给他以巨大的感情和意志力量。“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归园田居》其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饮酒》其五)“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後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三)田园景象被陶渊明用诗高度纯化和美化了，变成了他在痛苦的现实世界中一座精神的避难所。在这些诗句中，体现的是诗人误入尘网的懊悔，远离尘嚣的快慰和满足，与自然圆融一体的静穆与充实。他找到了人生价值的支点：返璞归真，人与自然完美契合，在与自然的完美契合中，寻找到生命的完美价值。陶渊明之所以能安贫乐道，退隐田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陶渊明有一个与他志趣相投，同样安贫乐道的妻子。翟夫人与陶渊明，共同劳动，相濡以沫，“夫耕于前，妻锄于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给陶渊明以生活上和精神上的巨大支持。 鲁迅先生曾经讲过，“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也绝不仅是惬意恬静，充满诗意的。“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其二)对于辞官归隐，守拙田园他也有过怀疑和彷徨。“夏日常报饥，寒夜无被眠。”“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馀沥，闚灶不见烟。”(《咏贫士》其二)道出了田园生活充满艰辛和困苦;“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饮酒》其四)“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表现了作者田园生活中难以获得认同感。精神上的寂寞之感，知音难觅之情。然而最终的结果，“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咏贫士》其五)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洒脱的襟怀和热爱自由的天性，使他对命运已经处之泰然。他临离世前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其中第三首诗中有：“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其三)”，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通过自己的诗文，陶渊明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传神的田园风景画，谱写出一支支优美、浪漫而又静穆的田园牧歌。在这种清新淡远的田园牧歌情调中，传达他自己关于生命的价值尺度和内涵，诠释一种富有诗意的生命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人与自然的契合。这是令我们这些现代的愚夫俗子所艳羡而又不可企及的。在我们不能掌控的自然和人事面前，让我们看清人生的悲剧本质，给我们创造一个充满空想色彩的使我们身心得以暂时休憩的梦幻世界，一个理想王国，一个世外桃源!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 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第二卷》第五章第一节《五个朝代的更替东晋朝三一七年至四二○年》 《陶渊明全集》 (责任编辑：IT信息技术民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