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善继和东林党

　　鹿善继身处乱世危局，在复杂动荡波诡云谲的明末政治生活中，砥砺直行，独善其身，以他的事节志功，影响了时人，也垂其影响于后世。在鹿善继一生当中，他结交学高德绍的东林党人，他的很多行为都和东林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研究鹿善继和东林党的关系，对于了解明末的社会状况以及鹿善继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下文将对天启珰祸，东林党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鹿善继与东林党关系等问题进行个人解读，希望能够按照逻辑自洽的原则，尽可能还原明末政治环境及鹿善继和东林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魏忠贤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魏忠贤不是个好人，但他对于岌岌可危的大明朝来说，或者对天启皇帝来说，绝对是一个忠臣。

　　天启皇帝临终前，嘱咐自己弟弟朱由检，谈到魏忠贤时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自古聪明，莫过于帝王，失去制衡，任由一方独大，必将祸患无穷，有时那些所谓祸国殃民的真小人远胜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用心留意历史，我们不难发现： 通常在我们在谈论道德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情境或前提。那就是这个人生活在正常、秩序稳定的人类社会。

　　而在社会正常秩序荡然无存的非正常社会，善恶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彼此纠缠，有时善恶很难分辨。

　　能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卖掉，能让自己手下把左光斗魏大中等人的喉骨剔出来烧成灰就着酒喝下去……这样的人，任谁都会认定他是个心狠手辣凶狠残忍的恶人。这个人就是魏忠贤。

　　但是历史还告诉我们另一个别样的魏忠贤。历史资料中对魏忠贤有这样的记载：

　　魏忠贤就税差羡余(每个朝代在征收赋税时，都会有损耗，朝廷一般多征收一定的限额，而多征收的部分，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成为各级官员的灰色收入，朝廷也只能假装看不见)在给天启皇帝的奏折中写道：“税差羡余依照正额之数，每两解一钱。”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说魏忠贤为了大明财政，把 10%的官员的灰色收入都收缴上交国库了，最终明朝国库增加了 50%的税收收入。而且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在抄没魏忠贤家产时，正史中竟然没有任何记载，而查抄东林党人的家产时，有模棱两可的关于数额的记载：“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供全国数额巨大的边疆军饷好几年都有富余。这也太颠覆我们的认知了。

　　袁崇焕称得起是民族英雄，铁骨铮铮，他对魏忠贤的评价，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估计也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边事，誓图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解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假为真，易怯而勇，以有今日。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卷十二》一个世人公认的乱世枭雄，竟然拿自己的家产，置办铠甲，武器，马匹、悬帘等，支援前线士兵，说这样的人是奸臣，恐怕站不住脚! 天启皇帝要钱，魏忠贤就给他弄来钱;天启皇帝要大臣听话，魏忠贤就借助厂卫替他监督大臣，控制他们的言论和行为，这帮人在家里和老婆说句私房话，皇帝在宫里都能知到;天启皇帝要朝政清平，魏忠贤替他指定各种规章制度;地方上出现灾情，魏忠贤就替他抚恤赈灾…… 魏忠贤一心忠于天启皇帝，在政治上，他赏罚分明，顾全大局，知人善任。他曾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受谗的熊廷弼，推荐一批能臣直臣;在经济上，他大力推行工商税政策，使明朝国库逐步充盈，军费充足，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

　　魏忠贤为巩固明朝摇摇欲坠的皇权，当然也有巩固个人权势的因素，他党同伐异、残忍歹毒，当然有他罪恶的一面。

　　天启皇帝对空谈误国，误以为仅凭一张绣口就能指点江山，夸夸其谈，结党营私，听不进负面意见的所谓清流，恨得牙根痒痒，却又耐他们不得，只好借助魏忠贤对他们大开杀戒。

　　真正的大佬只做幕后推手，绝不会出来站台。

　　人不杀人，枪杀人，魏忠贤也不过是天启皇帝的一杆枪，一枚棋子罢了。

　　魏忠贤对所谓士林清流一通清理。对于受到屠戮的正直善良的东林党的仁人志士无疑是一场悲剧。其实对于大明朝政权来讲，思想得到统一，国库得以充盈，毕竟利大于弊。

　　历史人物的功过难说，绝非所谓盖棺定论。

　　有时候，一些历史人物很矛盾，在你恨他到了咬牙切齿的时候，他的某些方面又让我们肃然起敬，可能，坏人也不一定方方面面都坏!

　　个人受社会大环境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有些人，有些事，在国家存亡面前，实在不值一提。

　　有时候，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一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穷凶极恶的魏忠贤和东林诸贤，都不过是时代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其实，政治有其内在标准。而政治斗争处于一个独立于正常人类社会的层面，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终生可能连接触的机会都没有。

　　政治斗争本质上都是权力和利益之争，政治斗争和道德，原本就是两码事!

　　只不过这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微妙联系。

　　一方面，政治人物作为一个人，他必定要接受道德约束和期待。

　　另一方面，作为政治角色，又无法承担道德带来的过多阻力。

　　江湖如此，江山亦如此!

　　但是无论如何，魏忠贤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渣。

　　东林党究竟是怎样一群人?

　　先来说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东林党的名字在被叫出来以前，东林党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东林党，这个名字是拜魏忠贤一派所赐。

　　其实，明末文人，派系林立，口中有忠义，胸中无良策。最擅长的就是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所谓东林党，和其他文人集团并没有任何不同，它们原本都是松散的组织。在当时除了东林党，还存在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它们是：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熊廷弼就是楚党，却被王绍徽写入东林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而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

　　历朝历代的党争，最终的结果都必然是只问派系，不问是非。明末各派文人在当权期间，无不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借助言官，步调一致地致力于排斥异己。

　　东林党的称谓来源于魏忠贤想要镇压东林党人，他授意别人或者有人想巴结他而故意编造出来的一些列黑名单，《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雷平录》、《剃裨录》、《蝇蚋录》、《蝗蝻录》﹐因为前面都冠有“东林”二字，合称“东林七录”。

　　尤其要说一下《东林点将录》，该书成书于明朝天启五年(公元 1625 年)，由左副都御史王绍徽编造，韩敬执笔。据说这个韩敬花钱买了个状元，他之所以执笔，是因为想借此投靠魏忠贤。

　　可见，学历和人品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换句话说，政治上的反对派对东林党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因不满而生忌恨，诬陷他们为“东林党”。

　　反对派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东林党的主要政治活动空间是东林书院。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在常州知府和无锡知县的支持下，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发起重建了东林书院，并每年举行“东林大会”。

　　东林书院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济世，主要是通过书院讲学，培植儒士群体意识，以此讽议朝政，针砭时弊，参与国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学术思想上的道德传统，重树道德伦理上的严格标准和绝对权威，另一方面针对现实问题，试图对社会做某些改造。

　　最初的东林党的社会主张，主要是通过大量的个人活动表现出来的。开始阶段的东林党人大多一身正气，清廉正直，铁骨铮铮，知行合一。他们的品格在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他们的社会名望和社会影响力也是实至名归。

　　顾宪成和高攀龙潜心学术，崇尚实学，开始致力于讲学。在聚众讲学中，他们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言之弊”，提倡“讲”“习”结合的新学风。他们把读书、讲学和关心国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种新学风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及在朝廷任职的政府官员，如赵南星、李三才、杨涟和左光斗等人。

　　一时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书院的盛名，响彻大江南北!

　　阳光再明媚的地方，也有阴影存在。

　　有时候聪明人，做起傻事来，比蠢人更甚!

　　天启珰祸，固然有天启皇帝在政治上要搞势力均衡的考量，也不排除东林党人自毁长城的因素。

　　其实，天启皇帝上位，东林党居功至伟，天启皇帝投桃报李，刚开始还是很器重东林党人的。天启三年(公元 1623 年)，天启皇帝让东林党人赵南星负责京察(明清时定期考核京官的制度，明代每六年举行一次。)，赵南星在考察在京官吏过程中，尽逐齐楚浙宣等党人。那些人因为手里的蛋糕被人抢了，岂可善罢甘休。

　　这次京察结果如此，也不要误以为齐楚浙宣等党人有多冤枉。在每六年一次的京察过程中，各方都是互相排挤。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贬谪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沈一贯从中阻挠。万历三十九年北京京察驱逐齐楚浙党官员，而南京京察主导权在齐楚浙党人手中﹐遂大肆贬谪东林党人。万历四十五年浙党主京察，也大肆斥逐东林党人。

　　一旦社会风气败坏到凡事以利益和权力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时候，对于相互对立的双方谁都不会是赢家，而且谁都不是被冤枉的那一方。

　　当然，凡事不能做绝，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欠人家的迟早要还!

　　报应过不多久，如约而至!

　　天启皇帝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东林党人干实事的能力强差人意，对东林党的道德说教也开始厌烦，于是开始有意提高魏忠贤的权力，以期实现势力均衡。

　　政治上失势的齐楚浙党政治嗅觉非常灵敏，他们看中了被天启皇帝信任的宦官魏忠贤，大多数人投靠到他的门下，形成阉党，也怂恿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话句话说，东林党人将原本的潜在政治盟友亲手推到了对手阵营。

　　而这时候，东林党人却没看清政治形势。

　　天启四年(1624 年)六月，杨涟上奏，揭发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左光斗等七十余人大力支持，弹劾魏忠贤等三十二斩罪。魏大中也向皇帝承上《击逆珰疏》，率同僚弹劾魏忠贤。

　　天启五年(1625 年)，杨涟和左光斗谋划，和高攀龙一起揭发魏忠贤党羽崔呈秀贪赃。

　　随后，魏忠贤授意给事中傅木魁、锦衣卫指挥佥事许显纯诬陷杨涟、左光斗和魏大中等人贪污，将他们逮捕下狱，严刑逼供。

　　宁可错杀一万，不可使一人落网。魏忠贤的手段比东林党狠辣太多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前后东林诸君子都惨死在了他的屠刀或者刑杖之下。这件事，史称“天启珰祸”。

　　东林党人到此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崇祯皇帝登基之后，迫于舆论压力除掉了魏忠贤，一时间“众正盈朝”，东林党全面掌握了明朝政权，东林党人却昏招迭出，推出了错误的经济政策，把西北赋税提高近一倍，接着为了节约开支而下达裁撤驿站的命令。导致明末民变迭起，国库空虚，在明朝的江山社稷身上押上了最后一根稻草，为满清铁骑的入关彻底扫清了障碍。

　　晚期的东林党和早期的东林党大不相同，差若霄壤!

　　到东林党后期，他们和阉党在效果上没有任何区别，完全堕落成为一个地方利益集团，丧失了原则和底线，他们没有政治远见，更不具备治国才能，只

　　会站在道德制高点，用奸计打击政敌，为自己谋私渔利，结党营私，空谈误国。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更何况还是一群又贪又狠，怎么做都认为自己有道理的文人。

　　所有党派中，都有能力品格好的人，也有坏的人。只不过比例不同罢了，无非是做事的底线问题。东林党口称爱国，但是清廷铁骑踏入中原，望风而降者有很多是东林党人，比如吴伟业、候方域等。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却道“水太凉”的钱谦益更是离谱，发誓自尽殉国的他，原本说好自杀的那一天，用手摸了摸尚湖水，说了一句：“水太冷，不能下”果断放弃殉国，回家之后，对人说 “头皮甚痒”，就找了一个剃头师傅，将明朝发型改头换面，剃成了标准的满清 “金钱鼠尾”发型。清军进攻南京的时候，是他亲自为清军打开了城门。而所谓魏忠贤阉党，也不局限于太监，还包括依附太监忠心为国办事的官僚，他们当中也大有誓死抗清，甚至壮烈殉国的人在。比如马士英(虽然他也误国)、张捷和杨维桓。

　　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和与全国朋党集团之争，习惯上被人们称作“东林党争”，这场无关乎民生，无关乎江山社稷的党争，绵延数十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朝在最后阶段几毋宁日。

　　因此康熙皇帝才有“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的感叹!

　　文人集团的空谈误国，和各党间的争斗造成的内耗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所以会出现文人空谈误国，各派间党争在于明朝缺少全局眼光的执政，更在于已经严重恶化的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起源于不受任何限制的皇权。

　　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斗争，实际上是相权与皇权的斗争。

　　而造成相权与皇权的斗争的真正根源是天启和崇祯皇帝的老祖宗---朱元璋。

　　朱元璋是个极端自私且控制欲极强的既狠又强的人，他的东西不允许任何人染指，权力必须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和他分享权力。于是为了强化个人权力，他废除了宰相。朱元璋绝对不会想到，他的后代除了他儿子朱棣，他的其他后代都没有他们那种震慑群臣的气魄。权力制衡是不能不存在的，于是相权从宰相一人分散到了朝堂的群臣身上。朝廷的文臣为了扩大权力，在与皇权的斗争中不至于处于下风，于是纷纷联合起来形成各种利益集团，对国家大事进行干预。仕风正的时候，大臣们还可以为了国家民族;一旦发展到象明末那样，人人贪图物质享受，欲望泛滥，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世风日下，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反正天下是你们老朱家的，我不过是个打工仔，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水平物质享受才是最关键的，情怀、操守又不能换饭吃。而文人一旦丧失了底线，首先恶化的必然是政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一人对抗群臣的政治施压就会阻力重重，他会感觉非常吃力，为了减轻自己的政治负担，甚至是不愿意承当自己的政治责任，皇帝会不断提拔自己身边的他认为值得信任的人，而宦官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没有子女，在皇帝看来，他们就不会有私心，他们值得信任和托付。于是利用宦官加强皇权，利用宦官制约朝堂之上的群臣。文人集团和皇权的斗争越演越烈，而斗争的焦点只能是权力和利益。大明的江山社稷国家和民族利益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你大明亡了救亡了呗，又不妨碍我还可以为大清朝打工赚钱，养家糊口。

　　鹿善继究竟是不是东林党人?

　　对于个体生命而言，世界善恶总量是不变的，只不过人的选择不同，有人选择黑暗，有人坚守光明。

　　鹿善继和早期东林党的领袖们一样，是一个身处乱世选择坚守光明的人。在天启年间，魏忠贤党羽编造东林党相关人员名单的时候，鹿善继并未被列入其中，说明当时的阉党并不认为他是东林党。鹿善继被当成东林党人，首先出现在清朝学者陈鼎编著的《东林列传》当中。说鹿善继是东林党人有些勉强。

　　鹿善继在学术思想上和东林党人是有明显区别的。

　　在思想上，东林党人宗宋儒理学，特别是程朱学心说的范围，对王阳明持批判态度。顾宪成讲学的东林书院，本来是宋儒杨龟山创立的书院。杨龟山是程颢、程颐两兄弟的门徒，是二程之学的正宗嫡传。朱熹等人则是杨龟山的弟子。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明确的宣布，他是讲程朱学说的，就是要继承杨龟山衣钵的。

　　鹿善继绍承王阳明之学，上及于陆象山，下及于罗念庵。并受到了泰州学派及东林诸儒的影响。

　　其次，鹿善继赞同东林党人的理念、同情东林党遭遇。东林党人孙承宗、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毕自肃、卢象升都是鹿善继的志同道合的至交好友。当魏忠贤阉党残酷迫害东林党人，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候，而鹿善继与其父鹿正却毫不畏惧大施援手，竭尽全力帮助东林党人及其子弟。

　　黄宗羲评价鹿善继：“颇近东林诸子”。顾宪成说过：“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留心民生，隐居乡里不讲求正义，不配称君子。”顾宪成说的这些鹿善继都做到了。

　　第三、鹿善继是实干家，和东林党爱嘴炮和爱搞权力斗争也不相同。

　　他管马房，督白粮，截留金花银，驻边守疆，授徒讲学，都是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

　　天启皇帝这样评价鹿善继：鹿善继素著清勤。面对这么实干的人才，天启皇帝甚至不让鹿善继辞职养病。

　　鹿善继忠诚于国家民族，并不是一个只讲愚忠的学者，他自己说过：“国事至此，宁直，非臣子爱君，亦非臣子爱名，时也!”

　　鹿善继也有缺点，限于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将政治道德化。和大多数儒家学者一样，他的认知模式带有明显的“非此即彼”、“善恶两分”的特征，无法跳出绝对化的政治思维定势。他恪守教条，迷信君子政治，坚信只有通过贤才掌握政治权力才能实现国家政治清明。

　　总之，定义鹿善继是东林党人有些牵强，说他同情东林党人，和早期东林党人有相似之处，才是比较客观的。

　　扩展阅读：北海亭史话---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