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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是华夏族的后裔。试想，能从河南郑州到偃师一带的一个小部落，最终成为现在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我们的先民肯定不是吃素的。华夏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到了战国时代，伴随着百家争鸣，“华夏”这个词汇被越用越多，渐渐发展成一个族群的名字。这中间一定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个人感觉，华夏这个词是远古先民一个比较自恋的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含有某种对非中原种族的歧视意味。华夏这个词与一个古有所书，目前查无实据的王朝-夏有关。下面我们就从他讲起。 一、扑朔迷离的夏王朝 陶寺遗址(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大致相当于邦国时代的边缘和方国时代的历史遗存。 石峁(mǎo)遗址(公元前2000年)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 二里头遗址(绝对年代约公元前1900年左右)，发现了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最早的宫城、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即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中国最早的车辙、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作坊区、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 这三个遗址的时间断代都和古籍中所记载的夏王朝创立和延续时间有关。可惜的是，相关考古实物都没有明确的证明。 《越绝书》：“禹穴之时，以铜为兵。” 《史记·武帝纪》“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 《史记·封禅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 《墨子·耕柱》曰：“昔日夏后开(启)......九鼎既成，迁于三国。” 可能，在商朝以前的城邦国家时代，存在一个面积较大实力较强的方国。这里姑且称其为“夏”。由于它自己相对的强大，夏人从自己是中间之“国”这个地理上的概念出发，逐步形成了“中央”这个概念。并且由于她是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相对其他地区比较稳定先进，周边的方国也以“夏”文化为经验借鉴对象。 当时的人，根据他们的日常观察和想象，或者不同族群间的交流，已经非常清楚的意识到，这个世界不单单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着的脚下这一片地方，世界很大，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的，还有其他的族群。于是他们把世界分成不同的区域，并将其命名为九州。据说大禹还铸造了九个鼎，在上面画上九州地图。 鼎在古代最初只是一种盛煮食物的陶制或铜制的普通容器。后来鼎也用来做祭祀时的礼器。所以九鼎，象征九州，象征国家权力，显示时人向往成为天下共主的一个美好愿望。只有能拿到这九个鼎的人，才可以掌握“中原地区”，问鼎中原，一言九鼎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于是形成了最初的反映了国家一统和王权的高度集中为代表的国家观念。 二、苍茫一片的商王朝 截至到目前为止，考古出土的甲骨文中所记载的资料，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定格在了商朝。 《诗经 商颂》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左传》载：“陶唐氏(尧)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甲骨文《殷虚书契后编》“在商贞〔今曰步〕于亳” 《尚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甲骨文“辛丑贞：王令蟌以子方奠于并。” 《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商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史记 殷本纪》：成汤，自契至汤八迁。 阏伯(商王朝统治者的祖先)的封地为“商(今河南商丘)”，他的后代便称为“商族”。商王朝从一个偏处一隅的东方方国，通过吞并战争，一步步拓展疆土，发展成为一个占据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统一国家。因为政治或者其他原因，都城几经迁徙。考古发现表明，商王朝的政治中心一度分别为，郑州商城、洛阳偃师商城、安阳殷墟和朝歌等。郑州商城遗址经考证为商代中期遗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是中国商朝后期都城，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原称“北蒙”，盘庚十四年，商朝第二十位君主盘庚迁都于北蒙(今河南安阳)，改“北蒙”名为“殷”。盘庚十五年，开始营建殷都。朝歌(在河南鹤壁淇县)是商朝最后的政治中心。商亡国于此。
从商开始，称最高统治者为“帝”，不同于夏的“后”，商人将原始的泛神论改造为一元神信仰，给中国的祖先命名为“五帝”，并宣称自己是站在“天命”的角度，所以君权神授的理念也开始形成。于是中国变为，只有天命降临，才可以拿到“九鼎”，成为中原“天子”。 《吕氏春秋》载：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生微子启与仲衍，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 《史记 殷本纪》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商帝武丁的一位合法妻子，妇好曾主持过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并多次率兵征伐土方、羌方、人方、巴方等国。而且有学者考证出，在商代，商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有多位妻子，只有出身高贵的妻子才能做商帝的正妻，也就是帝后。只有帝后生的儿子才有继承帝位的资格，也只有儿子被立为太子或者继承了帝位，这位帝后死后才能被列入被祭祀行列，和丈夫配享。 商王朝时期，占卜盛行，开始了祖先崇拜，形成了完整的宗族家庭观念。上文提到的帝辛，就是我们常说的商纣王，据说他亲小人，宠妲己(事实上，妲己的形象，来自西汉末年刘向的《列女传》)，远贤臣，最后导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周王朝被周朝替代。 《史记 殷本纪》纣愈淫乱不止。 《史记 殷本纪》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 《史记 殷本纪》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 《史记 殷本纪》剖比干，观其心。 《史记 殷本纪》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 关于商纣王的为人，或许我们从孔子的弟子子贡的一句话中，可以一窥端倪：“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三、中华传统文明的奠基者-周王朝 1、周王朝的创建 《史记 周本纪》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穀。”封弃於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周的先人后稷(音[jì]指姜嫄之子)在尧舜禹城邦国家时代为掌管农业的官员，而他的封地(邰，今中国陕西省武功县西南)应该就是周族最早的起源地。因遭到戎、狄等游牧部落的侵扰，周部落的首领古公亶父(亶dǎn)率领周人迁移到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下的平原定居下来。不知道是为了本族群生存发展，还是垂涎东部的大好江山。接下来的历代统治者，都积极发展生产，扩充军备积极向东发展。 到商代时，周部落发展成商朝属下一强大方国。公亶父姬亶的儿子季历(季是排行，名字是应该是姬历，在甲骨文中有时又称公季)。周族首领季历，积极发展生产，扩充自己实力。而且很有政治手段，与商朝贵族任氏通婚，娶太任(挚任氏部落首领的次女)为妻。季历能征善战，替商帝文丁灭掉了很多不服从商朝管理的部落。然而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流逝，季历的功绩越来越大，实力也越来越强，商帝文丁就开始猜忌他。为了遏制周族势力，以封赏为名，将季历召唤到殷都，名义上封为“方伯”，号称“周西伯”，实则软禁了一段时间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至此商周关系开始恶化。 《易经 归妹卦》爻辞：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诗·大雅·大明》“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丕显其光。” 季历之子姬昌同样不是省油的灯。即位后，积极蓄聚兵力，准备为父报仇。此时，位于商王朝东南的夷方也先后同孟方、林方等部落叛乱，反对商朝。商帝文丁的儿子帝乙为了避免东西两方同时受敌，也为了修好因其父杀季历而紧张的商周间的关系，决定将胞妹太姒嫁给姬昌(帝乙的妹妹，就是商纣王的亲姑姑)，采用和亲的办法来缓和商周矛盾，稳定全局，希望唇齿相依的商周两国间彼此不计前嫌，亲善相处。 《史记 殷本纪》：“昔西伯拘羑里，演(这里的演，应该是演习的意思)《周易》”(注：郭宝钧先生根据殷墟公元前12世纪帝康丁时代卜骨考证，姬昌生活的公元前11世纪周易早已发明。而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安阳苗圃北地同样发现了断代为公元前12世纪帝祖甲至廪辛、康丁时代的易卦磨石) 《史记 殷本纪》：“(文王)得吕尚为师” 《史记 殷本纪》：“文王脱羑里之囚，献洛西之地。纣赐弓矢铁钺，使得专征，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为不道，于是举兵伐而胜之”。 娶了太姒之后，姬昌卧薪尝胆，暗地里继续壮大实力。情报传到帝辛纣王（如上篇所述帝乙少子）耳朵里后，纣王找了个借口，把姬昌拘禁在羑里(商朝国家监狱，在今河南开封汤阴县北羑里)，当作人质。在羑里，姬昌做足了功夫，一副专心搞学问的样子，平心静气研究演习周易(非常可能是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工作，从战略和战术角度耐心细致的考虑破纣计划)。而纣王深知真正革命是需要“杀人放火”，和“杀人不眨眼”的。文人革命，简直是瞎胡闹，心里不免一阵窃喜，于是慢慢放松了对姬昌的警惕。七年之后，姬昌通过用土地贿赂纣王的方式，换得了纣王的信任，得到了西伯的封号。并自告奋勇去帮助纣王讨伐那些叛乱的小方国。正好在这时候，西伯姬昌得到了一个有利的助手---姜尚(西戎姜姓部落酋长姜子牙)，和他结成了联盟。姜姓部落仇恨商，据说是因为商王朝经常用姜姓部落的人殉葬。 《尚书大全》曰：“文王受命，一年继虞、芮之讼，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畎戎，五年伐耆(黎)，六年伐崇，七年而崩”。 《左传》提到的“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西伯侯姬昌战胜地处古上党的黎，今山西长治县黎岭) 《诗经·桑柔》中“民糜有黎，俱祸以烬”(不仅方国首领黎恭被杀，百姓也几乎消亡殆尽) 这一次称得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姬昌明里帮助纣王平乱，暗地里扩充地盘。七年之内，大开杀戒，五次大动干戈，最后死了才算完事。这里重点说一下“西伯戡黎”。西伯戡黎的战争应该是两次：第一次是“西伯败黎”，也称“周人乘(胜)黎”，第二次是“西伯戡黎”。相关考古实物为商朝“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兵符---玉石琥。即2006年山西黎城县西周黎侯古墓发掘所得“黎侯琥”，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在山西省博物馆。黎侯墓中出土了有“耆”、“黎”铭文字样的青铜鼎，黎城之古黎国算是有了真正的“身份证明”。西伯戡黎应该是剪除商王朝羽翼，而且手段极其残忍血腥。黎是商朝“天下兵马大元帅”，对于商王朝的重要作用可想而知。都打到人家家门口了，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如下图所示。
纣王时期的殷商甲骨文记载：“贞：王其拜又大甲，册(上册下口)周方伯”(商王礼拜太甲，祈祷保佑，杀周方伯祭祀)。 《尚书 周书 泰誓下》武王：“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 上述内容，可能说出了西伯姬昌真正的死因。商纣王帝辛，看着姬昌打到了自己家门口。实在忍无可忍，就把他杀掉了。应该是在姬昌铲除黎国的战争中，或者之后，西伯姬昌兵败被俘，被纣王烹饪后献祭，死于非命。他的儿子周武王姬发(?―前1043年，姬昌与太姒的嫡次子)即位。 《史记 殷本纪》：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西周利簋的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
